虽说公元前403年，韩赵魏三国的国君，才正式获得周天子的承认。但是其中的魏文侯，却已经早早名声在外。在当时的列国诸君中，魏文侯属于出名有见地的一位，不但善于发现人才，治理国家有方，身边更是明星荟萃。照着北宋历史学者司马光的点赞说：“魏文侯的雄才大略，简直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再世。”

而对比晋文公，魏文侯有一点极像的，就是麾下群英荟萃。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，吴起这样继孙武之后的杰出军事家，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。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，魏文侯的人才储备，却是绝对的优势。

但这其中，最著名的却是李悝。不仅仅对于魏国，即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，他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。

作为子夏的学生，在现存的各类史料中，李悝都是十分默默无闻的一位，有关他的记录少之又少，甚至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都没有他的传记，比起后来风光无比的各路战国精英们，可谓活得十分低调。

李悝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，主要还是生的运气不好，魏国的霸业虽说辉煌，可是对照整个战国历史，堪称起了大早赶了晚集，在这段辉煌的年代里，出镜率极高的人委实太多，包括吴起等人，各自都十分有话题。而后来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，完全盖过了他的锋芒。

但是所有这些交相辉映，却都掩盖不住一个公认的真相：李悝变法，它不但造就了一个强大的魏国，更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变法的时代；它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，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期，它是历史的先声。

而李悝比较幸运的，还有一件事：虽然后来变法成了时尚，但在李悝生活的年代里，这事只能发生在魏国。

比起其他国家奴隶制贵族还十分强大的局面，从晋国脱颖而出的韩赵魏三国，属于毫无压力的新兴国家，特别是在漫长的战乱中，先前所谓实力强大的旧贵族，基本上被一扫而光，掌舵的人从上到下，都是新兴地主阶层，变法的阻力极小。而且更幸运的是，所谓四战之地的魏国，当时的外部环境：齐国正在忙着田氏代齐，秦国也正在内耗，楚国正忙着对南方扩张，几个主要大国，这时正好都顾不上管它。如此黄金机遇，堪称机不可失。

当然更重要的因素却是魏文侯。在战国早期的统治者中，很难找到一个像魏文侯这样眼光超远，能够放手让臣下做事的国君。更何况，魏国此时面临的生存局面，比其他两个新兴国家都要严重得多，生存的压力，也使得魏国必须要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。而当时的魏国，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，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。外部环境上，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益激烈，外部的军事压力亦日益增大；内部经济上，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，在富庶程度上，魏国不如韩国，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，魏国又不如赵国。这样的压力下，魏国必须采取措施，走变法图强的道路。而李悝，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。

其实在魏国立国的早期，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，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，这两个地方，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。早年的李悝，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，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，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，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，切中了魏国的时弊。

在经过了多年惨淡经营后，魏文侯也终于确信，李悝，就是他要找的人才。于是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，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，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。

李悝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：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，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，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，用来招募贤才，发展生产。这条在魏国，当时还是最容易办到的，因为韩赵魏的旧贵族势力，本身就是最弱的，既得利益者极少。这条商鞅后来在秦国遭到极大阻力的改革内容，这时算是顺利推进。

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，采取“尽地利之教”的政策，鼓励老百姓垦荒，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，允许土地私有买卖。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，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，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。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，分配给农民土地，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。

第三是实行法治，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，对于国家法令、政府职能、官员的升迁奖惩、军功的奖励，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，这个法律的名字就叫《法经》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。

第四是改革军事制度，建立“武卒”制，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，奖励其中的优秀者，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，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，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。

这四项措施，从表面上看，似乎平淡无奇，但真实的意义，却影响深远。